编者按：近期，市场上有关“境外保险收益将按20%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部分境外保单持有人担心，保单现金价值增长、分红领取、年金给付乃至保险理赔均可能被纳入征税范围。与此同时，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规的发布以及境外金融账户信息交换机制的持续运行，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境外资产税收监管趋严的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本文发稿，国家层面尚未发布专门针对境外保险收益的统一征税文件。境外保单是否产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仍应当依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关于居民个人境外所得、法定应税所得项目以及保险赔款免税的规定进行判断。本文拟结合现行规范，分析近期境外保险征税消息的制度背景，区分保险赔款、保费本金与投资收益的税法性质，并讨论CRS信息交换背景下境外保单持有人的合规应对。

一、近期境外保险征税消息的规范背景

（一）居民个人就境外所得纳税，并非新增规则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将资金投向境外，并不会当然改变其作为中国税收居民就全球所得承担纳税义务的基本规则。《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号）进一步明确，居民个人取得来源于境外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等，应当分别计算应纳税额，并按照规定办理申报；已经在境外缴纳所得税的，可以在法定限额内抵免。

因此，如果境外保险合同实际产生了属于个人所得税法定应税项目的收益，该项收益并不会仅因保险公司、保单账户或者资金支付地位于境外而当然免税。近期市场关注的实质，并非境外保险突然被纳入中国个人所得税管辖，而是既有境外所得规则是否开始更具体地适用于境外保单收益。

（二）市场消息不等于全国统一的征税口径

目前市场所称的“20%”，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的比例税率。按照该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财产转让所得等适用20%的税率。如果境外保单分红、年金收益或者退保增值被归入上述所得项目，确有可能适用20%的税率。

但税率的存在并不能替代应税所得项目的认定。对一项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务机关仍需明确该项收入是否属于《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所列的法定所得类型、所得是否已经实现、应税所得额如何计算。不能因为若干所得项目适用20%的比例税率，便反向推导出境外保单项下的所有给付均应统一按20%征税。

截至本文发稿，尚未见到国家层面专门规定境外保险分红、现金价值增长、年金给付和退保收益税务处理的统一文件。因此，近期消息更适合作为境外保单进入税务风险核查视野的征管信号，而不宜直接表述为我国已经对全部境外保险收益确立了统一的20%征税规则。

（三）离岸信托个税新规不能直接适用于一般境外保单

2026年7月发布的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进一步明确了离岸信托设立、存续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处理。这一政策与近期境外保险征税消息在时间上较为接近，但二者的适用对象并不相同。

离岸信托政策明确，虽然部分不以信托名义设立、但实质具有类似信托功能的境外法律安排可能被纳入调整范围，但由受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监管，面向不特定客户独立开展业务并承担风险的保险公司等机构发行的金融产品除外。

这意味着，符合上述条件的一般境外保险产品，原则上不因具有资产管理、受益人安排或者财富传承功能，就直接被视为离岸信托征税。其税务处理仍应回到保险合同项下具体给付的法律性质，而不能简单套用离岸信托新规。

二、境外保单项下不同款项的税法性质并不相同

境外保险税务问题的复杂性，来源于保险合同可能同时具有风险保障、储蓄积累和投资增值功能。实务中，必须区分保险赔款、保费本金与投资收益，不能仅以资金均由保险公司支付为由作同一税务处理。

（一）基于保险事故取得的保险赔款，原则上属于法定免税所得

《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保险赔款免征个人所得税。被保险人发生身故、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支付的保险金，通常具有填补人身或者财产风险损失的功能，原则上应适用保险赔款免税规定。

该项免税规定并未以保险公司必须位于境内为适用条件。因而，真实发生保险事故并按照保险责任取得的境外保险赔款，不应仅因保单在境外签发就当然转化为应税所得。

但“保险公司支付的款项”与税法上的“保险赔款”不能完全等同。判断一笔款项是否属于保险赔款，应当结合保险责任、给付条件、保险事故、理赔资料和款项功能进行实质判断。保单分红、生存金、年金给付、满期金和退保金即使在合同中被称为“保险金”，也不必然属于《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的保险赔款。

（二）保单给付中返还的本金，不应当然认定为所得

个人所得税以个人取得所得为征税对象。投保人缴纳保费后，在退保、部分领取或者保险合同到期时收回原投入资金，就经济实质而言包含个人财产的返还。返还本金本身并不产生新增所得。

例如，某居民个人累计缴纳境外保费500万元，退保时取得620万元。即使税务机关认为该保单产生了应税投资收益，也不能当然将620万元全部作为应税所得，而应进一步核实累计保费、风险保障成本、初始费用、管理费用、历次领取金额和实际增值情况。

同时也应看到，保费并非必然能够全额、直接作为投资成本扣除。保险费中可能包含风险保障成本和保险公司收取的相关费用，具体计税成本如何确定，仍需结合保险产品结构和未来专项规则作进一步判断。但无论如何，保单支付总额与应税所得额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

（三）具有投资属性的保单收益，可能进入个人所得税评价范围

对于分红型、储蓄型、年金型及投资连结型保险，保单项下可能产生保证利息、非保证分红、年金增值、部分提取收益或者退保增值。这些款项具有较为明显的投资回报属性，与基于保险事故支付的赔款存在本质区别。

如果相关收益被认定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可能适用20%的比例税率。因此，近期征管实践真正可能关注的重点，应当是境外保单已经实现的投资性收益，而非保单项下全部资金。

但在现行规范下，保单投资收益究竟归入何种所得项目、在何时确认收入以及如何计算成本，尚存在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对上述款项的征税不能停留在“具有收益性质”这一层面，还必须满足税收法定原则对于税目和计税依据的要求。

三、境外保单投资收益征税仍需解决三项核心问题

（一）税目认定：不能以20%的税率替代法定所得项目判断

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曾通过国税函〔1998〕546号规定，对保险公司按照投保金额，以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支付给在保期内未出险的人寿保险保户的利息，按照“其他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原有的“其他所得”项目被取消。201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相关政策解答中进一步明确，保险公司向保期内未出险的人寿保险保户支付利息的原征税政策已经废止。

上述规范变化说明，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下，不能继续以已经取消的“其他所得”作为保单收益的兜底征税项目。如果认为境外保单分红、年金收益或者退保增值应当纳税，仍应具体论证其是否符合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关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或者其他法定所得项目的构成要件。

特别是保单分红并非基于对保险公司的股权投资取得，能否直接等同于企业向股东支付的股息红利；退保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能否一概视为财产转让，均存在进一步讨论空间。在缺乏专项规定的情况下，税目认定应当保持审慎，避免通过扩大解释突破税收法定原则。

（二）收入实现：现金价值增长不当然等于已经取得所得

部分长期储蓄型保险会按年度显示现金价值、保证价值和非保证利益的变化。但账面价值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投保人已经现实取得了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

保单现金价值受退保时间、保险费用、市场表现和保险公司分红政策等因素影响。非保证利益尤其可能发生变化。在投保人未退保、未领取分红且未实际取得相关款项的情况下，能否仅依据年度现金价值增长确认所得，需要结合个人所得税上的收入实现原则进行判断。

从现行规则看，更具可操作性的观察节点通常是实际领取分红、部分提取、年金支付、保险合同到期或者退保。但不同保险产品的权利结构差异较大，收入实现时点仍需结合投保人是否已经取得支配权、收益是否确定以及是否存在附加条件具体分析。

对于保单质押贷款也应作同样区分。一般意义上的贷款形成债务，并不直接构成所得；但如果贷款安排与保单收益提取、债务豁免或者其他交易结合，具有以借款形式实现收益分配的实质，仍可能进入税务机关的穿透核查范围。

（三）计税基础：信息交换金额不等于应税所得额

即便确定某项保单收益属于应税所得，计税基础仍需要进行独立核算。保险合同期限长、币种多样、给付结构复杂，可能涉及分期缴费、保单转换、部分领取、自动垫缴、保单贷款和多次受益人变更。仅依据某一年度的现金价值或者退保金额，往往不足以准确计算真实收益。

计税过程中至少需要核实累计缴纳保费、已领取金额、保险保障成本、合同费用、实际实现收益、适用汇率以及境外已纳税额。对于已经在境外实际缴纳符合条件的所得税，还应当依据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判断能否在限额内抵免。

因此，即便CRS信息显示某保单具有较高的退保价值，或者年度内发生了较大金额的给付，该数额也只能作为风险识别和事实核查的起点，不能未经性质区分和成本核算便直接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四、CRS信息交换背景下境外保单的合规应对与风险判断

（一）现金价值保险和年金合同已经纳入金融账户信息范围

根据六部门发布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者年金合同属于金融账户。金融机构需要识别账户持有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并按规定报送相关账户信息。

相关信息可能包括账户持有人身份、账号或者保单号码、年末现金价值或者退保价值，以及年度内收到或者计入账户的收入总额和赎回款项。境外金融机构按照CRS规则识别中国税收居民后，相关信息可能通过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传递至中国税务机关。

CRS并不创设新的纳税义务，也不能代替《个人所得税法》完成所得定性。其主要作用是降低境外金融账户的信息不对称，为税务机关开展境外所得申报比对提供数据基础。但从征管结果看，境外保单依赖信息不透明所形成的管理空间正在明显缩小。

（二）保单持有人应建立以资金性质和证据链为核心的合规档案

对于持有境外保险的居民个人，当前不宜因为市场消息而将全部保单现金价值直接作为所得申报，也不宜继续以“资金未汇回境内”为由忽视境外所得申报义务。更为稳妥的做法，是结合保单结构和实际收付情况进行专项梳理。

第一，确认相关年度的税收居民身份。个人是否属于中国税收居民，是判断其是否需要就境外所得在中国承担纳税义务的起点。

第二，按照保险功能和资金性质对保单进行分类。纯风险保障型保险与具有储蓄、分红、年金和投资功能的保险，其税务风险并不相同；保险赔款、返还本金与投资收益也应分别核算。

第三，建立完整的保单证据链。保单合同、历年缴费凭证、现金价值报告、分红通知、年金给付记录、退保文件、理赔资料、银行流水及境外完税凭证，应当形成能够相互印证的档案体系。

第四，对已经发生的分红领取、部分提取、退保和到期给付进行逐年复核，确定是否形成境外所得申报义务，并对成本、汇率和境外税收抵免进行测算。

第五，收到税务风险提示后，应当要求进一步明确拟适用的应税所得项目、收入确认年度和计税基础。对于保险赔款、保费本金及尚未实现的现金价值增长，应当结合合同条款和证明材料进行针对性说明，避免将不同性质的款项混同处理。

（三）未来政策重点应当是建立与保险产品特征相适应的计税规则

境外保险兼具风险保障与资产管理功能，简单套用一般利息、股息或者财产转让规则，难以完整解决收入性质、实现时点和成本扣除问题。尤其对于长期储蓄型和年金型产品，如果缺少统一规则，容易导致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之间出现征管口径差异。

笔者认为，未来有必要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投资型保险的应税范围，区分保险赔款、返还本金和投资收益，规定收入实现时点、计税成本、部分领取的分摊方法以及跨币种换算规则。在专项规则出台前，税务机关在个案处理中仍应遵循税收法定和实质课税原则，对应税所得项目和计税依据进行充分论证。

（四）真正的变化在于境外保单逐步进入穿透监管视野

近期“境外保险收益按20%征税”的消息，不能简单理解为所有境外保单均产生了统一、确定的20%个人所得税负担。保险赔款依法免税，保费本金返还原则上不构成所得，真正可能进入征税范围的是已经实现的投资性收益。但该类收益的税目归属、实现时点和成本扣除，仍有待更加明确的专项规则予以解决。

不过，CRS信息交换与境外所得监管强化所传递的合规信号已经十分清晰。境外保险的税务管理正在由过去侧重纳税人自主披露，转向税务机关可以利用跨境金融信息开展风险识别和申报比对。保单持有人需要证明的，不再只是保单是否存在，而是保单项下每一笔资金的来源、性质和计算依据。

从税务合规角度看，境外保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贴上“保险”标签，而在于合同实际承载的是风险保障、财产返还还是投资增值。只有完成对合同权利、资金流转与税法性质的对应分析，才能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准确识别纳税义务，并为可能发生的税务核查保留充分的解释和抗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