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介绍人”往往处在上下游之间：他不是开票公司，也不是最终抵扣税款的一方，但因为曾经牵线、传话、提供账户或收取介绍费，常常被纳入整个虚开链条，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近期，《人民法院报》刊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介绍人的主从犯地位认定》一文，提出一个很有实务价值的判断：介绍他人虚开虽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列明的行为类型，但介绍人并不当然就是主犯，仍应结合其在全案中的实质作用进行评价。

这一观点，与笔者曾参与办理的一起介绍虚开案件高度契合。该案中，当事人曾被指控介绍虚开税额超过五百万元，面临十年以上量刑风险。经辩护后，法院最终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刑期降至三年半。本文对案件关键信息作彻底脱敏，仅围绕办案思路进行复盘。

一、案件介绍：介绍人曾提供过介绍服务，但并未掌控虚开业务

（一）案情简介

A某公司是从事计算机开发相关业务的企业，2012年前后，因无法取得足额的进项发票，进项抵扣不足，公司负责人委托财务人员解决发票问题。财务人员遂联系其好友，即本案介绍人甲，让甲协助解决，介绍人甲将B某公司负责人乙介绍给财务人员，由B某公司向A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期间，介绍人甲对于A某公司与B某公司之间虚开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知晓其存在虚开的情况，财务人员不定期支付给介绍人甲相应报酬。

2020年前后，因B某公司涉及一起重大虚开案件，对B某公司进行全面检查过程中发现其与A某公司的虚开情况，对A某公司及B某公司人员进行讯问，双方对于虚开事实供认不讳，同时对于介绍人甲进行讯问，介绍人甲承认其介绍虚开的行为，但对于具体的介绍情况并不了解。经后期律师阅卷了解，A某公司与B某公司之间的虚开业务税额超500万元。介绍人甲于检察院阶段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本案于2023年开庭审理，介绍人甲于法院阶段委托我团队律师进行辩护。

由于本案存在认罪认罚、自首等情形，我团队律师行使独立辩护权，对于法律的适用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检察院向法院提交量刑建议书，建议刑期为12年，最终法院在认可认罪认罚及自首等情形下，未采纳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判刑三年半，检察院亦未提起抗诉，案件就此终结。

（二）案件的真正难点：不是“有没有介绍”，而是“介绍行为应承担多大责任”

本案中，被告人并未否认曾帮助受票企业联系开票渠道，也承认自己在个别业务中收取过一定好处费。因此，从辩护策略上看，如果简单坚持“完全没有参与”，不仅难以获得事实基础支持，也不利于争取裁判机关对罪轻情节的充分评价。

案件真正的争议在于两个问题：第一，控方指控的全部虚开金额，是否都能归入被告人的介绍行为范围；第二，即便被告人构成介绍虚开，其在共同犯罪中究竟是主犯，还是仅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

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案件走向。前者影响量刑幅度，后者影响是否能够减轻处罚。对于介绍型虚开案件，辩护不能只停留在“介绍人也是虚开行为人”这一层，而要继续追问：他介绍了哪些业务？控制了哪些环节？是否决定交易模式？是否掌控资金回流？其获利与开票方、受票方相比处于什么位置？

二、第一层辩护：重新拆解金额，不能把所有资金流都归到介绍人名下

虚开案件中，控方往往会以发票流、资金流、人员供述共同搭建指控体系。但在介绍型案件中，不能因为某一张银行卡、某一条资金链曾经出现过介绍人的痕迹，就将所有涉案发票都当然归入该介绍人名下。

本案中，辩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对发票、资金流水和言词证据重新逐笔比对。经审查发现，部分业务存在开票时间与资金流转时间明显不一致、发票金额与资金收支金额不能对应、资金链条存在断点、部分发票没有对应资金流、部分资金流又没有对应发票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案言词证据并不能稳定证明所有开票公司均由被告人介绍。部分证据反而显示，受票方财务人员可能直接与开票方联系，且被告人所涉银行卡在一定时期内并非完全由其本人控制，存在被他人用于其他资金往来的可能。

因此，金额之辩的核心不是简单说“数额算错了”，而是要把控方的证明链条拆开：哪些发票能对应到被告人的介绍行为，哪些只是出现在同一资金池或同一时间段，哪些缺乏言词证据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只有把金额问题做细，后续从犯辩护才有事实支撑。

三、第二层辩护：介绍人不是当然主犯，应回到其对犯罪进程的实质作用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将“介绍他人虚开”列为虚开行为之一，这意味着介绍行为本身可以进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评价范围。但是，行为类型解决的是定罪入口，并不当然解决主从犯地位。

本案辩护重点放在四个方面：其一，被告人并非职业介绍人，并非长期以介绍虚开为业；其二，犯意并非由其发起，虚开需求来自受票企业内部；其三，被告人没有控制开票公司、没有决定票点比例、没有安排合同资料、没有主导资金回流；其四，其获利方式和获利规模与受票方、开票方相比，处于明显边缘位置。

换言之，被告人的行为虽然对虚开链条起到连接作用，但这种连接并不等于对犯罪结果具有支配力。虚开犯罪的核心环节仍在于受票方提出需求、开票方实施开票、相关人员安排资金回流并最终抵扣税款。介绍人如果只是根据他人要求提供联系方式、居间传递信息或者提供辅助便利，就不宜因为“介绍”二字而当然被推到主犯位置。

这一点也正是近期《人民法院报》文章所强调的：正犯与主犯不是同一评价维度。介绍他人虚开可以是实行行为，但是否属于主犯，仍要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判断。

四、裁判结果：金额之辩未被完全采纳，但从犯之辩获得支持

从结果看，法院并未完全采纳辩护人关于仅认定部分税额的意见。法院认为，根据被告人供述、相关人员证言以及部分资金流向，尚不能将其涉案范围压缩到辩方主张的最低限度。

但法院采纳了更关键的罪轻辩护思路：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主要充当居间介绍、沟通撮合角色，并非虚开犯罪的组织者、控制者和主要获利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依法认定为从犯并予以减轻处罚。

最终，该案从十年以上量刑风险，降至三年半刑期结果。案件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

这个结果提示我们：成功的刑事辩护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辩点都被完全采纳。尤其在涉税刑事案件中，辩护的价值常常体现在层层递进的防线之中。金额之辩即便未能完全改变认定，也可能削弱控方关于“全面主导”“深度参与”的叙事，为从犯认定提供事实基础。

五、这个案件给介绍型虚开案件的三点启示

第一，介绍型虚开案件不能只看行为标签。司法机关不能因为行为人“介绍过开票”就当然认定其应对全部虚开金额负责，更不能由此当然推导其为主犯。辩护人也不能只围绕“是否介绍”作平面抗辩，而应把介绍行为放回具体交易链条中审查。

第二，金额审查要回到证据对应关系。虚开案件中的发票流、资金流、合同流、人员供述必须能够相互印证。只要存在时间错位、金额不符、资金断点、账户控制不明、介绍范围不清，就不能轻易把全部税额归责于介绍人。

第三，从犯辩护要讲清楚“支配力”。介绍人是否构成从犯，关键不在于其是否处在上下游之间，而在于其是否发起犯意、是否控制开票资源、是否决定交易条件、是否安排资金回流、是否取得主要利益。只有把这些因素讲清楚，才能真正让裁判者看到介绍人与核心实施者之间的责任差异。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罚较重，介绍人案件尤其容易出现“边缘参与者承担核心责任”的风险。对这类案件而言，辩护的重点不是简单否认介绍行为，而是防止介绍行为被无限放大。介绍人不是天然的背锅位，也不是当然的主犯位。刑事责任的边界，仍然应当回到证据、作用和罪责刑相适应。